[21]可见，归根结底，公共利益也与人存有关联，它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当然也是人的利益。

其中，目标为推进网络空间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建设网络强国。第四十八条规定，禁止利用应用软件或设置恶意程序发送禁止信息。

网络安全法作为一部法律，其所谓的网络安全，是要从法律体系出发追求法律意义的，所以应该进一步地限定为与法律利益具有相关性，即与法律利益保护结合起来，是一种涉及法律利益保护目标的网络安全。所以，对于网络安全问题，不能局限于事实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利益关系中去思考。包括：网络安全事故风险评估和应急工作机制、政府在网络安全事故风险增大时的应对机制、建立网络安全事故发生应急处理机制。五、结 论 我国刚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肩负美好愿望，旨在有效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而匡扶网络空间。（三）《网络安全法》管制的架构事项 《网络安全法》在管制事项上布局绵密，建立了丰富的管制渠道，授予政府和有关方面广泛而刚性的权力，构成了一个形式庞大的权力集群。

禁止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收集信息（应当采取技术等必要措施确保信息保全，发生泄露、毁损、丢失的信息安全事件应当立即补救并告知用户和向主管机构报告。《网络安全法》管制规范的实施，无论是其机构管制权力或职责，还是关于运营者的法定义务规定，还是包括用户在内的其他主体的对应义务或特殊保障权利，首先应该合乎处于法律体系最高位置的目的，目的构成一部法律的基本限定。那么，为什么相似的判决却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中存在极为特殊的权力结构。

6.任何公民均有权仅在法律指派给他的自然法官面前受审。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宏观意义上的模式论，即通过比较司法审查、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不同模式来探讨我国所应作的模式取舍，〔[2]〕晚近以来的研究则转为微观意义上的技术派，在承认现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宪法第67条第1项）的前提下，探讨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的程序〔[3]〕、技术〔[4]〕和方法〔[5]〕等。参见张翔，见前注〔6〕，第929页。〔[19]〕除了国王与法院的主观意愿外，长期的注册习惯、法院的职权扩张、法院作为咨询机关的传统以及法院与国王的权力对比变化等等，都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便利。

第三，如果应予救济，是否应当由最高法院提供。参见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一方面，高等法院不仅强化了王权，而且通过审查增强了王权和君主制的正当性，这可以解释高等法院的兴起。尽管宪法判断本身也会造成影响政治的结果，〔[67]〕但在逻辑与历史的角度，宪法的教义性适用在先，而影响政治的结果在后。如果说法官并不统治，那是因为，在任何时候，主权者，在以制宪者这种最完全形式出现的条件下，都可以用一种御临法院的形式来推翻法官的判决。此类法律之多数实乃是基本性的，包括和认可下列内容： 1.王位的权利按照长子继承制的规则继承，女子及其后代排除之。

但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不同，由于与马伯里案相同的论证逻辑，二者的相似度是本质性的。〔[65]〕 Durand Echeverria, The Maupeou Revolutio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arianism, France, 1770-1774,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0, 235. 〔[66]〕 宪法的司法化和宪法学的教义化并不会取消政治的功能空间。费善诚：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政法论坛》1999年第2期。人们不关心高等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何种法律推理，只认定高等法院是在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的而编造法律理由。

三是大法庭（Grande Chambre），也是最高法庭，除法院的专业成员外，还包括很多贵族，大法庭有权批准其他法庭的判决，负责讨论国家事务以及最高法律问题，在1788年巴黎高等法院解散时，其大法庭由42名成员组成，其中1名庭长、4名资深副庭长和37名法官。〔[66]〕据此，既要排除政治机关担任宪法审查职能，也要使审查权的行使遵循政治回避原则。

〔[35]〕法国的历代国王大多都接受法院的审查，其原因诚如勒迈尔分析的那样，精明的国王将种种限度加于自身……他们强迫自己服从某些法律，因为过度的权威最终将自取毁灭。当改革法案按照惯例提交注册时，巴黎高等法院在1788年5月3日通过谏诤的方式作出措辞激烈的判决（Arrêt du 3 mai 1788），史称基本法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lois fondamentales）。

〔[46]〕宪法审查者在试图僭越主权时，会引起主权者的极度反感和敌视，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无论是国王还是革命者，都必欲剪除高等法院而后快，不可动摇的审查机制于是便不得不动摇。在路易十四的强势统治以来，高等法院又变得克制（restrained）、消极（passive）和温和（moderate）。一方面，审查者自身总是刻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至少表明一种处于政治以外的立场，另一方面，影响政治的后果即使存在，也必然只能通过宪法教义性适用这一手段。〔[71]〕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页。因此，二者的相似仅限于判决本身，历史背景和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在建立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应当按照宪法教义学或释义学的思路，而不是舍本逐末地按照政治性思路来规划宪法审查的具体方案。

〔[43]〕 当涉及与主权的关系时，高等法院总是展现出这样一种极为矛盾的面貌：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法院的谏诤书为证成国民主权、推翻君主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18世纪，高等法院通过谏诤书使阅读公众渐渐相信国家是高于国王的政治实体，这一功劳比讨论同一主题的任何作家都要大得多，〔[44]〕这也为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重要的观念基础。结语 巴黎高等法院政治性宪法审查的失败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恐怕远远大于马伯里案的成功。

在包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所有宪法审查机构中，恐怕只有巴黎高等法院曾经面对这一终极问题。一方面，巴黎高等法院与外省高等法院之间有一定的管辖权分配，前者管辖法国北部为主的大半个法国的案件，另一方面，巴黎高等法院也作为上诉法院受理来自外省的申诉。

古今之间岂不是相通的？在当代法国宪法理论中，学者们以高等法院来类比审查者，以国王来类比立法者，而以国王出席的御临法院来比喻主权者现身推翻审查决定的过程，从而协调宪法审查与民主的关系，解决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26]〕 三、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 高等法院的注册权和谏诤权自确立后不断发展和强化，在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年至1483年）被普遍视为高等法院宪法权力的一部分，在17和18世纪得到了充分运用。

向来研究高等法院者，均以巴黎高等法院为圭臬。（三）政治性宪法审查与宪法虚无主义 高等法院及其审查机制的覆灭所提供的启示还在于如何处理宪法审查与宪法本身的关系。* 原件名为Arrêt du 3 mai 1788, la declaration des lois fondamentales，载于并译自：Jules Flammermont,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tome III,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5, pp.745-746. [72] 原文无序号，罗马数字及阿拉伯数字序号乃笔者为便于阅读所增加。可见，所谓宪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在表面上是审查权与主权之间的冲突与张力，但二者实际上也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伴生关系，主权通过接受审查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而这必须以审查与政治保持距离为前提，因此，自我节制对于主权和审查权而言都构成必不可少的美德。

〔[40]〕 William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p.217. 〔[41]〕 杜苏：司法独立的黎明——法国古典司法体制诸问题研究，《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105页。伏尔泰曾不无微辞地描述高等法院反对引入印刷术、指责笛卡尔哲学、反对黎塞留建立法兰西学院的经过，并称此类判决怪异奇特、世所罕见，〔[62]〕而在1788年，它又反对国家的财政改革。

王权虽然因为法院的注册和谏诤而受到了限制，但却并不能简单地将审查视为对王权的妨害，相反，它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增加王权以及整个君主制的正当性，原因在于，王权若使自己服从于基本法的约束，并接受某种形式的被设计来审查其运作合理性的外在控制，则会获得更多的公共信任，此时，宪法审查实际上构成了王权正当性的额外源泉，是君主制作为立宪君主制具有美德的标志。〔[61]〕 学者认为法国在2008年改革后亦回归到凯尔森的宪法司法模式，See Federico Fabbrini, Kelsen in Paris: Frances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Posteriori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in German Law Journal, Vol. 9, No. 10, p.1312.。

〔[57]〕 该名称并不表明它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协调机关，其组织构成和基本职能类似于法国1958年宪法设置的宪法委员会，具体参见1959年马拉加西宪法即第一共和宪法第46至53条。〔[26]〕 如沃戴勒教授认为，法律在宪法中所遭遇到的阻碍可以由主权人民或其代表来移除，即他们求助于最高表达方式：宪法修改。

如前文所述，高等法院在事实层面强化了王权，但它在此过程中也同时强化了自身，将自己发展为一个职能多样、功能庞大的政治机构，涵盖立法、行政与司法各个方面，即使在旧制度后期高等法院的职能与地位遭到削弱，也仍然涵盖部分立法与行政机能，远非任何现代国家的司法机关所能比拟。〔[42]〕 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本身在实体和程序上都具有随意性，如按照自身喜好对法令进行删减甚至增加其条文，对不喜欢的法令故意拖长注册时间，在谏诤书中使用各种措辞。政治宪法学者倾向于由一个政治性的机构来承担宪法审查职能，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政治性机构难以担当教义性解释宪法的职能，由此，审查机关要么沦为纯粹的政治协调机构从而没有审查，〔[69]〕要么通过有效审查与主权形成政治竞争。〔[34]〕当代法国政治思想家高赛为了说明审查机制的这种作用，将国王区分为永恒、抽象和绝对正确的国王与当下、具体和可能犯错的国王，审查机制的正当性恰在于它能够确保前者的意志优于后者的意志。

因此，只有从主权的思路出发，才能理解高等法院的地位。（法）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3－84页、第438页。

在日常政治中，国王隐藏主权者身份而以立法者接受法院的审查，因此，注册结果和谏诤理由得以产生法律效力。参见（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卷），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64页。

〔[18]〕弗朗索瓦教授则进一步提出，国王看到了谏诤的好处，而谏诤的普遍特权则趁机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10.本法院即宣告自此将不受侵犯的委托交付国王之手、令人敬畏的王室之手、王国的贵族之手、等级会议和构成国民的任何单独或共同集会的等级之手。